德国崛起初期所面临的困境、应对路程,可给今日中国的启示是:随着自身的崛起,改变了国家间力量结构,其他国家的疑惧加深,将是一种必然。

但作为后起的崛起国,完全可像当年的德国一样,通过放低姿态,切实的释放诚意,来降低其他国家对自身崛起的疑惧。以此来改善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、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,进而消化和巩固崛起成果。拜登的当选,无疑为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。

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。今天中国所遇到的种种,当年德国也遇到过。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,成为一个拥有3460万人口的军事大国。更为重要的是,统一促进了德国经济的惊人发展。统一后,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,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体都落后了。

随着崛起而来的是,德国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悖论:实力越是增加,其他大国就越是疑惧,它的外部安全压力反而不断增加;德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快速增长,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力量结构,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不安和反弹。

这种由强大所带来的压力,突出表现在英俄两国对德的态度上。统一前,英俄属于普鲁士的“天然盟友”。但当德国崛起,成为欧洲大陆最为强大的一极时,英俄的立场立马改变。尤其是英国,有意识地抛弃了它与法国上千年的恩怨,而去积极支持法国,想以此来平衡德国。

最能概括其立场的,莫过于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利。他担心德国实现统一后,这个崛起的大国,会不会利用增长了的实力,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优势,最终实现欧洲的称霸?对此,迪斯累利就曾公开说:“俾斯麦就是个道道地地的新波拿巴,对他应加以遏制”,为实现这一目标,迪斯累利认为英国有必要缓和与俄国的紧张关系,进而结成同盟。

而作为德国的姻亲之国的沙俄,在普法战争中,其实是受益者。沙俄曾与法国签订过一份具有屈辱性的黑海中立化条约,条约限制了俄国在黑海拥有海军。随着法国战败,俄国要求法国废止这部条约。但纵使如此,沙俄还是开始审视它与德国的关系。沙俄的宰相哥尔查科夫就曾明白地对法国驻俄大使说: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。

面对这种种压力,德国又是如何应对的?威廉一世和他的宰相俾斯麦的应对是:放低姿态,采取一条类似“韬光养晦”的政策,在某种程度上,他就是想让德国表现得像统一前的普鲁士那样,假装自己还没崛起。事实上俾斯麦深谙大国崛起必遭疑惧的规律。在《思考与回忆》这本政治遗嘱性质的自传中,他就着重指出了由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危险,一再提醒德国人应谨慎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。

对于俄国和奥匈帝国,俾斯麦采用的也是普鲁士时期的办法强调三皇同盟。当时国际运动风起云涌,俾斯麦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运动,来对这些国家的君主予以恐吓,让他们恢复神圣同盟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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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俾斯麦苦心经营三皇同盟的同时,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关注着英国的反应。他担心这个同盟刺激到英国,进而促使其与法国联合。因而他不断地向英释放信号,一再放低姿态,希望引用普鲁士和英国在历史上的结盟传统,来化解英国的疑惧和压力。在面对英国人的责难时,俾斯麦的回应是:英国和奥匈帝国一直都是德国的天然盟友,为了巩固这种关系,德国准备作出牺牲。

正是得益于这种低姿态,从1871年始到1890年俾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止,在近20年时间里,德国的外部环境有了明显改观,除法国因普法战争之仇,一如既往的仇视德国外,包括英、俄、奥匈帝国在内的欧洲各主要大国,对德崛起的戒心似有所降低。一时间,德国因崛起所引发的结构性压力得以部分消除,最终消化和巩固了它的崛起成果。

当然,随着俾斯麦解职而来的是,威廉二世调整了之前他祖父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所确定的“放低姿态”的外交路线。这时的德国,不独对法步步紧逼,对英俄也一改之前的低姿态。这种路线转变的结果是,德国帮助法国促成了与英俄的结盟,这就是一战时的协约国集团。

德国的这段历史,可给今日中国的启示是:随着自身的崛起,改变了国家间力量结构,其他国家的疑惧加深,将是一种必然。但作为后起的崛起国,完全可像当年的德国一样,通过放低姿态,切实地释放诚意,来降低其他国家对自身崛起的疑惧;以此来改善与其他大国的关系、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,进而消化和巩固崛起成果。拜登的当选,无疑为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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